中国工人：逆境中支撑世界经济

　　3-5版 【先驱人物·中国工人】

　　【主题】中国工人：逆境中支撑世界经济

　　【作者】本报记者 王攀 章冉 郭一娜 实习记者 高丽 修磊 发自广州、杭州、北京

　　【人物简介】

　　统计显示，中国工人队伍已达3.5亿人，占城乡从业人员近一半。广大工人创造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约为72.1%。他们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一支主力军。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各行业工人，“农民工”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词语。我国农民工总数约为2.3亿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1.2亿。大部分农民工还享受不到城镇国有企业工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先驱语录】

　　今年工资涨得是很多，但是现在什么都涨价，物价水平提高得更快。真正放在我们口袋的钱越来越少了

　　真正能够帮助工人们走出困境，需要全社会的关怀

　　2011年，“做有尊严的中国工人”将是中国和世界的关键词

　　【提要】中国工人用汗水甚至血泪默默为中国发展做出贡献，用呐喊甚至生命换来了对自身基本权益、精神追求的关注和维护。他们的诉求还在继续

　　【正文】

　　2010年的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高达10.6%，他们埋头苦干、挥汗如雨的同时，发出涨薪的呐喊；

　　2009年，他们和一国领导人一样，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一年后的生活依旧周而复始；

　　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里，他们用汗水缔造了无数城市化的辉煌，却攥着暂住证居身在城市的边缘；

　　新中国成立的60余载，他们是中国GDP跃身世界第二的创造者，也是人均GDP世界排位100开外的承受者。

　　“几乎每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没有中国工人，就没有中国8%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也会处于最糟糕的境地。所以中国工人是观察中国对世界影响的一个角度，这种影响实在是无法估量。”《时代》周刊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曾对中国工人给予如此评价。

　　那么，中国工人自己怎么说？让我们走进外资云集的深圳高新科技园、上海失火的大楼废墟、深入地下十几米的煤矿里，聆听他们。

　　【小题】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工人

　　“外国杂志上说，中国工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没想到我们个人的能力能对整个中国有影响。我们只想做好份内的事情，为厂子做贡献。”环保产业无疑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曾经登上《时代》封面的深圳一家LED公司工人邱小院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工业区里LED厂还是很多的。LED灯和普通灯相比有很大优势，既省电又环保。”但刚刚进入工厂时，小邱也不知道LED灯为何物。对于登上杂志封面，小邱也没多想。

　　小邱家在广东。在她的家乡，今年举行了盛大的广州亚运会。此前，上海世博会刚刚落下帷幕。由于工作忙、生活压力大，对于这些盛事，小邱和同事们都只能在电视上看看。

　　上海世博园的规模是世博会历史上最大的，不过，包括法新社在内的诸多境外媒体没有仅仅被各个大胆创意的展馆所吸引，而是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梦幻乐园的缔造者——中国工人。

　　“电焊工、泥瓦匠、电工和水管工加快了工作进度，以便把这片仍然堆满了泥土、砖块和缆绳的地方变成世博梦幻之地。”法新社如是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浪漫圣诞中，德新社则把关注投向了圣诞老人在现实世界的工厂——中国。德新社的一篇文章指出，“数以百计的工厂和巨大的批发市场满足了美国对新奇小饰品小玩具70%的需求，以及全球50%的需求。但是来自中国一些最穷困省份的民工每天工作13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只为了每月仅100美元的税后工资，而且他们甚至在12月25日也不休息。”

　　为什么外国媒体如此关注中国工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制造”，和“中国制造”背后的中国产业工人。

　　经常在海外跑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朱玲对此深有感触。“中国工人制造的产品的竞争力之强、对世界市场造成的冲击力之大，是国内居民难以想像的。中国制造业如泉头活水一般的旺盛竞争力，是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工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玲对《国际先驱导报》说，10多年前，在美国的大型商场中看到的中国衣物还只在中低档层次。今年在同一连锁商场中看到的标有“中国制造”的衣物，已经在中高档商品中占有难以忽视的比重。“无论是服装、鞋袜还是玩具及其他日用品专柜，凡是顾客云集的地方，必定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在热销。这种场景，在巴黎、柏林、巴西利亚、墨西哥、内罗毕等世界著名城市的商场都看到过。”

　　就在12月华盛顿开会时，一位东京大学教授告诉朱玲，他的同事访问北京才几天，一下子就带回三套中国制造的西装，制作精良、价格合适。世界银行代表和秘鲁代表也说，他们都曾趁在北京开会之机，打电话请中国裁缝到宾馆量体裁衣，回国时就能穿上一流做工的套装。“这些产品既是中国工人的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形象符号。”

　　【小题】高速增长背后的低工资

　　然而，中国工人并没有因为这些贡献，得到应有的回报。他们收入很低，精神压力却很大。于是，深圳富士康十多名工人相继从楼上纵身而下，广东佛山本田汽车零部件厂工人们展开罢工。这两起事件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如何改善劳资关系及收入分配结构”的大讨论，随后朝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加薪。

　　“2010年是中国当代劳工运动发展的重要一页。”众多外媒和专家如此评价2010年的工潮。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刘民就指出，中国劳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劳资纠纷的加剧，以及政府介入维护工人权益等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经济和社会模式的转型过程。

　　12月15日，美国之音刊文引述观察人士的观点认为，“2010年春夏之交席卷中国的工潮效应将继续扩散，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新的变化。今后在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工资上涨的压力都将是巨大的……外商对于廉价劳动者任意榨取的心态将开始改变。”

　　日本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受惠国之一。《富士产经商报》在今年的一篇报道中就提到，“上亿中国工人不辞辛劳地干着每天只挣一两美元的工作。这种情况的持续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来说是一件好事。然而，这样的日子即将结束，世界经济将不再能够继续以前的发展方式。”

　　工人们要求涨工资的背景之一，是物价的持续上涨，让生计变得日益艰难。

　　在山东兖矿集团鲍店煤矿工作的丁鹏对记者说，“今年工资涨得是很多，但是现在什么都涨价，物价水平提高得更快。真正放在我们口袋的钱越来越少了。我最希望的就是明年能涨工资。我现在一家三口还能凑或，那些一家子五六口人的老矿工老伙计们连吃都舍不得吃，可怜得很，每天就两个饼……”

　　本报记者在广交会上对近百家企业进行的采访显示，目前一线工人待遇依旧较低。东莞部分企业表示，目前，工人每月工资都在1300元左右，而这种工资水平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显得丝毫没有竞争力，甚至低于内地一些工厂的薪酬。

　　作为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的作用，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参与本田罢工的谭国成对《国际先驱导报》说，“我们和本田谈判的时候，工会是坐在企业那边的。我们要求加薪，但工会主席说要根据法律解决。在我看来工会应该支持我们罢工，为我们向资方提出合理诉求。”

　　对于工人的呼声，中华全国总工会前书记处书记李永海认为，“目前一些工会没有反映工人的情绪和心态，这是失职。我们要求工会做第一知情人和第一报告人。”

　　【小题】“加薪潮”背后的“用工荒”

　　劳力资源低廉且充沛，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工厂优势的“常识”。然而，2010年，“低廉”和“充沛”的“常识”均被打破。

　　今年年初，“用工荒”席卷了沿海地区绝大多数企业，对企业的生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2010年下半年以来，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用工大省企业普遍反映，外贸订单在逐步恢复增长，但是受制于劳动力短缺等因素，企业接单非常谨慎。而且预计2011年春节过后，“招工难”会进一步加剧，企业也将面临新一波的“加薪潮。

　　“工厂现在基本都是满负荷作业，但仍有一些订单都在排队，只要能多招一个工人，就敢多接一个单，多赚一点利润。”浙江宁波西摩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严建波说。

　　而就在今年12月上海发生的高层公寓火灾，也与用工荒有一定关系。目前，随着上海的快速发展，电焊工成了稀缺工种。这使得不少包工头不得不去请无焊工上岗证但是有一定经验的焊工来工作。

　　王永亮就是在大火事故中被抓的工人之一。怀有身孕的妻子刘贵蝶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从去年起一直做电焊工，但是一直没有证。考证需要很多钱……”

　　在朱玲看来，造成用工荒的原因是多重的，“城市经济增长，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大于供给，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逐渐减少，农村迁移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增强。而且，部分农村迁移工人在家乡有了更好的发展前景，与外出打工相比机会成本增加。”

　　而就在12月15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了《2011社会蓝皮书》。在对全国286个城市的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在校生及其家长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2%的家长选择让孩子成为工人农民。

　　【小题】劳有所得和精神追求

　　不愿意成为工人，是因为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工人代表了去干重活、苦活、累活，少有娱乐，枯燥乏味。

　　其实不然。

　　丁鹏就是一支矿工摇滚乐队的架子鼓手。从1999年起，丁鹏开始自学架子鼓，还和工友们组建了摇滚乐队。音乐，成了他休闲时的娱乐。

　　2002年，丁鹏成了工友宋朝的拍摄对象。宋朝，正是后来为《时代》杂志拍摄中国工人组照的摄影师。其实早在7年前，身为矿工的宋朝就拍摄过最普通、真实的煤矿工人。

　　最让宋朝怀念的，并不是给工友拍摄照片的过程，而是和工友们在一起工作生活的日子。没有在煤矿的那5年，《矿工》系列照片的成功也就无从说起。“一天枯燥的井下劳作之后，我们就去矿门口的小餐馆里大碗喝酒，大口吃菜。平时我们还唱歌、作曲、玩摇滚。千万别以为矿工的生活像黑色的煤块那么沉重，事实上我们非常活跃的，我们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这些年，当宋朝看到有关中国工人的负面报道时，就会感到心痛。“工人这个群体本来就不被社会所关注，那么这个群体里存在的小问题就更为人们所忽略了。在我看来，提高工人工资待遇是目前这个社会最应该关切的问题之一，至少要让工人们劳有所得，满足他们物质上的需求才有可能进而引导他们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如今的宋朝感到自己力量太微弱。他希望社会上能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工人这个群体。“通过照片，我想向公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在默默无闻地付出，然而这些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尊重和社会其他群体的认同。我的照片仅仅是扇窗，向人们展现了工人群体的真实面貌，但是真正能够帮助工人们走出困境却需要全社会的关怀。”

　　【小题】让我们更多关注“工二代”

　　出现在镜头里的，不仅有深圳LED工厂女工、煤矿工人，还有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

　　今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牵头制作了面向国际社会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在《角度篇》的拍摄中，摄制组来到了位于京郊昌平的明园学校——一所普通的农民工子弟小学，将孩子们的笑脸，收录到胶片里。

　　摄制组曾经留下一句话，也许你们的镜头只有几秒，或者只是一闪而过……

　　12月中旬，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明园小学。正值中午休息时间，同学们在操场上跑着，闹着。北京的寒风打在他们的脸上、手上，很冷，很疼，但他们依然开心。

　　“我记得拍国家形象宣传片时，很多人来，有摄影机，还有很长的轨道。叔叔告诉我们别紧张，尽量放松，别看镜头。当时我们在上《观潮》那一课，老师让我们要踊跃回答问题。还拍了我们做课外活动的情形。到了中午的时候还让我们学校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来拍照片。”9岁半的庹园园祖籍四川，今年摄制组来拍宣传片时，给她的镜头最多。

　　在现场采访，让记者感触最深的就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那份成熟和善解人意。同样来自四川的王翔，是学校的中队长。妈妈在超市，爸爸常年在外打工。“爸爸晚上9点多回来，妈妈晚上8点多回来。周末爸爸妈妈也在工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很少……”

　　王翔最想和父母说的是，“你们别这么忙了，多陪陪我。我想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顿饭。”说这话时，王翔的眼里泛着泪花。

　　在明园小学采访的几位同学，都几乎异口同声地“赞美”北京，“老家只有平房，老家很贫穷。北京很大很富有。”

　　但是，经历了更多风雨的子弟他爹他娘们，对在异乡漂泊的苦涩有着更深的体会。作为普通的工人，他们往往把辛酸，咽到肚子里。

　　记者来到王翔那个只有四五平米的小房子。一家三口的“蜗居”里，没有任何家用电器，只有用木板搭的两张小床、一个简陋的小衣柜和一个吃饭的小圆桌。一个月将近300元的房租还是让王翔的母亲发愁。

　　曾经在物美超市上班的王翔妈告诉记者，因为超市要拆迁，现在已经失业了。来北京已经13年了，但是对于北京，她没有什么归属感。“我们还是被排斥的，在北京我们永远都是外地人。”

　　孩子，是她唯一的希望。但是，能让孩子在北京上好的学校，也是一种奢望。“虽然农民工子弟学校相对于其他正规学校来说，学费比较便宜，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感觉偏高。2011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北京多挣点钱，能买套房子，在北京有个家。有了房产证孩子也不用交什么借读费了……”

　　明园学校的校长张歌真原来也是农民，他告诉记者，“在北京开了十多所分校。但由于没有政策的支持，学校一直在夹缝中生存。”

　　王翔说，他的梦想是考上清华，减轻父母负担，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较之被外出打工的父母放在老家的“留守儿童”，王翔们也许还算幸运。但是，户籍问题得不到解决、高昂的借读费，阻碍了他们这些“工二代”中的很多人继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升学，改变人生的脚步。

　　【小题】咱们工人有尊严

　　王翔的妈妈在北京感觉被排斥。其实，这种心态很具代表性。对农民工职业健康进行长达10年研究的朱玲告诉本报记者，她现在更愿意用“农村迁移工人”来代替“农民工”的称谓。在课题组成员多次与农民工的访谈中，朱玲注意到，受访人员对“农民工”这个称呼不认同，甚至认为它包含着城市户籍人口对他们的歧视。“2007年，我曾在深圳邀请一群青年农民工共进午餐，他们认为自己是‘产业工人’，称同伴为‘工友’。”

　　朱玲和她的课题组对工人的职业健康进行了调研。在受调查者当中，45.2%的农村迁移工人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更有2.6%的工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也就是说，他们的劳动时间比法定时间(8小时)延长了50%。”朱玲强调。

　　在1151位男工和1247位女工中，反映时常感到心情烦躁者分别占37.5%和43%。如果把这些指标视为受访者心理感受的反映，可以看出在受访农村迁移工人中，心理健康状态不佳者达40%以上。

　　朱玲分析，长期超时劳动无疑挤占了工人的休息、娱乐、学习、健身和社会交往等活动时间，一方面使其难以恢复体力和精力；另一方面，严重降低工人的生活质量，压缩个人自由发展的可能性。“慢性疲劳”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其他生理和心理疾病，便是长期超时劳动的一个必然结果。

　　今年，首家“农民工心理健康学校”在北京一家建筑集团的工地诞生。该建筑集团的工会副书记秦一夫对工人们的心理问题有着这样的看法，“这两年，除了想家等问题，我感觉工人们的需求更多了。现在社会中的种种现象，比如说收入不公、自己收益太低、很多权益得不到维护，可能对他们心理造成很大冲击，容易导致他们心理出现问题。”

　　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刘静曾深入工地为工人们做心理咨询，“我觉得农民工这个群体，心理问题有很多。尤其是农民工二代。可能他们的问题更多。因为他们的父辈可能还能接受‘在城市我收废品’。但是二代的农民工，他不接受。他觉得你有MP3，我也应该有，你享受这种教育，我也应该有，但底子确实和这种纯正的城市的人还是不一样。”

　　如何减轻工人们的心理负担，满足工人们的精神需求？朱玲建议，“首先是消除社会排斥，改革劳动保护机制；其次，将工人劳动时间、工作环境和职业病防治等劳动保护指标，纳入城市政府的政绩考核。此外，对于持续在一个城市就业的农村迁移劳动者，赋予和当地户籍劳动者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他们有可能通过直接参政议政，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

　　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呵护，是个长期的过程。朱玲曾对德国等西方国家劳工组织有过研究。她建议，中国可以借鉴国际劳工组织的经验，通过“三方机制”来强化农民工的集体谈判权力，以便使他们能够与政府和企业形成有效的制衡关系，拥有尊严地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

　　2010年，中国工人用呐喊甚至生命换来了对基本权益、精神追求的关注和维护。他们的诉求还在继续。2011年，“做有尊严的中国工人”将是中国和世界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