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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日，30余位前来武汉寻访父辈红色足迹的老一辈革命家后代，带着武汉人民的深情厚谊，将启程离开武汉。
3天来，这些“红色后人”先后踏访了分布江南江北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中共五大会址、都府堤毛泽东旧居及东湖梅岭一号毛泽东旧居、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等一批红色景点，还参观了湖北省博物馆及东湖高新区的两家高新企业。武汉的红色历史及今天的发展，给这些老团员们留了深刻印象。他们表示，此次武汉“红色记忆”寻访活动是值得一生珍藏的美好记忆。
任弼时之女任远芳：
“到汉才知父亲当时有多了不起”
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二楼大厅一面墙上，陈列着所有出席会议代表的照片、简介。
前日，有人指着任弼时的照片告诉正在参观的任远芳：“您和您爸爸长得好像哟。”
“是的吗，我弟弟更像我爸爸。”年逾古稀的任远芳一边认真端详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一边笑着回答。参观完五大会址纪念馆后，她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当时有“多了不起”。
“以前我对爸爸了解很少，虽然知道大革命时期来过武汉，来干什么并不清楚。现在终于弄明白了，爸爸当时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的总书记。当时爸爸才23岁，好年轻哟。我更敬佩爸爸了。”
任远芳告诉记者，她是1938年在莫科斯出生的，当时父亲正在共产国际工作，她从小就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很少和父亲在一起。1950年，父亲去苏联治病，她见到父亲甚至连“爸爸”两个字都叫不出口。但父亲非常慈爱，不仅教她用中文念爸爸妈妈的名字。为了让她学会中文，在苏联的那段时间，父女俩几乎每两天就通一封信。
“1950年，我随爸爸回到国内。可是没过几个月，父亲却因突发脑溢血，甚至来不及送医院就离开了我们。当时我仍对爸爸所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后来参加追悼会才知道，爸爸在党内有那么高的威信，曾是与毛主席等并列的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任远芳说，父亲是第一位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张闻天之子张虹生：
“我的名字是陈潭秋起的”
“父亲建国前一次也没来过武汉，但我记得，我的名字是陈潭秋先生起的。”五大会址也是我党创始人之一、湖北地区早期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在此以教书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前日，张闻天之子张虹生参观陈潭秋展览室时，触景生情，感慨不已。
71岁的张虹生常住南京，是张闻天的独子，两位姐姐尚在，均已八九十岁高龄。1980年曾来武汉大学进修一年，这是他第三次来汉。
据回忆，他从一岁多开始就离开父亲，被托付给陈潭秋照顾，3岁时就开始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起在新疆蹲监狱。
“当时，陈潭秋先生给我起的名字是叫张泓声，后来，父亲觉得这两个字笔划太多，就改成了虹生，但音完全相同。”张虹生说，两位革命者在新疆被军阀杀害后，他一直呆在监狱里，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被解救出来，送到延安。
张闻天于1934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曾任党的总书记。在谈到父亲“交权”时，张虹生风趣地和任远芳开玩笑话：“我爸爸下台，你爸爸上台”。
“文革”中，张闻天受尽迫害，1976年含冤病逝。1979年平反。
“不管要经历多少曲折，相信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张虹生回忆说，父亲生前从不和他谈过去的经历，也不谈政治，但“父亲临去世前的这句话，却犹响在耳畔！”
伍修权之女伍一曼：
“这是我爸爸坐过的位子”
“这是我爸爸坐过的位子！”前日，72岁的伍一曼女士满怀深情地走进父亲当年读过书的校园，找到父亲当年读书的那间教室，坐在了父亲80多年前坐过的那张课桌上，高兴地告诉记者：“我爸爸个头较高，所以位子稍后。那时陈潭秋是爸爸的班主任。”
今天的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也是当年武昌高师附小的校园所在地，1921年至1924年，出生于武昌的伍修权就是在这里读书，并受陈潭秋的影响和启蒙，走上革命道路。纪念馆按伍将军生前回忆恢复了当年的教室陈列。
“我爸爸参与领导和直接担负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尤其是1950年，父亲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痛斥美国侵略者，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谈起父亲，这位被其他革命家后裔昵称为“曼曼”的长女，脸上溢满自豪。她回忆，爸爸生前对武汉感情深厚，“越老越想家”。
“这里还有我小时候的照片啊！”在专辟的伍修权史迹陈列室内，伍一曼惊喜地发现了一张特殊的老照片：69年前，伍修权与夫人及长女、儿子伍天福的合影。照片中，才三四岁的小一曼被爸爸亲热地搂在怀里。望着自己小时候的可爱模样，伍一曼笑了。
本栏撰文：记者 蒋太旭
摄影：记者 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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